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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金融行业,一定要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4-06 21:20:57    来源:头条    作者:贝姐    浏览次数:113    评论:0
导读

1997年2月25日,北京早春。下午六时,美国高盛投行的5位高层被带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准备拜会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排在队首的是总裁亨利·鲍尔森,排在队尾的该机构投行部执行董事李山。“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1997年2月25日,北京早春。

下午六时,美国高盛投行的5位高层被带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准备拜会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排在队首的是总裁亨利·鲍尔森,排在队尾的该机构投行部执行董事李山。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当在迎客松画屏前向李山伸出手时,朱镕基突然问。“…会回来的。” 李山仓促应答,措手不及。

那一年,在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一位33岁的经济学家、投资官员正全力留意中国。在美留学工作12年后,这位年轻人认为回到祖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筹备两年中,他都未能寻获能让其施展所长的职务。

1986年,“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资助了两位学生,他们可以赴美在经济学领域继续深造。其中一位是李山,而另一位则是这位年轻人——方星海。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的5年,方星海在世行的工作职责是研究印度尼西亚宏观政策,并为后者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建议。“我从未想过要永远留在美国,在那里,只是为了更透彻地了解美国,并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发展中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中国”。

直到1998年,他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询问方星海:你是否愿意回国 ?在确认两人有着“不谋而合”的想法后,他坐上了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航班。

从34岁到54岁,20年过去,这位年轻人已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不论是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雄心中,还是如今设立科创板中的大开大合,但凡对于中国未来浩浩荡荡的金融改革有所好奇,都应该关注这位正在走上舞台中央的“关键先生”。



方星海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建行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管,他被指派要处理的第一个麻烦就格外棘手。

1998年,成立已三年的中金公司因为中外股东之间的冲突而备受困扰。中金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券商,早期最大的中资股东是中国建设银行,最大的外资股东是摩根斯坦利。

彼时,虽双方在公开场合都否认相互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但矛盾已经显而易见:作为一家投行,摩根斯坦利同样是中金在中国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

那年8月份,方星海作为中金公司的中方股东股东代表,被委派到中金参与管理工作,他必须要努力使双方最大程度地达成共识,以平息这场冲突。

对于这段经历,方星海在3年后曾将其总结为“最满意的作为”,他认为自己“在中方股东和外方股东之间扮演了完美的纽带角色”。在后来的近十年中,中金公司虽矛盾重生,但已适应了当不同体制、不同文化碰撞时,以国际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

在建行系统履职的多数时间中,方星海都在积极游说这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国有商业银行尽快上市。

他认为,银行上市在补充资本金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含义。“不上市,不进行产权改革,国有银行很难成为独立企业,只能相当于政府的部门。这些年银行自身也缺乏创新,没有动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自我发展的惟一道路。企业不重组,对战略投资者也难有吸引力。”

这些在如今看来理所当然的浅显道理,在当时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那时候,四大行历史包袱沉重,政策性业务占据了很大比例。国有商业银行1998年不良率为33%,1999年达到41%。

2000年,方星海离开建行系统,在银河证券管委会成员兼秘书长职务上短暂工作了不到一年。

对于回国后的头三年时光,方星海曾总结: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在努力寻找能够最大限度施展自身才华的位置,尽管浪费宝贵时间让人心痛,但在那段时间的摸索中,让我很快补上了了解中国现状这一课。



2009年秋天,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随访的高层决策者中,经济领域最核心人士是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他以超级聪明和接人待物的惯常轻谩为世界知晓。

但是,在到达上海之前,他就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约请方星海,希望两人能一起共进早餐。11月16日早晨6点半,两人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见上了面。

此时的方星海已经展露出自己对金融制度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在将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中,他的角色已举足轻重。

香港是世界级金融中心,但方星海告诉萨默斯先生,香港的金融体系完全独立于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之外,因此香港不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金融市场,而上海将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两年后,他再一次公开表达这种信心,“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成为在岸人民币中心的速度”。

此番言论暗示香港在未来仅担当从属角色,这很快引发香港官员及银行界人士的担忧。

在上海金融办这家地方政府机构中,方星海获得了充分的信任。他推动大力引进股权投资企业,并将之作为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他和萨默斯见面这一年,上海筹建了首批消费金融公司。

很快,上海还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并允许境外PE先结汇再投资,以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2012年上海探索金融国企高管中长期股权激励计划,2014年上海金融办着力推进上海战略新兴板的建设。

这些大胆的改革让上海摊上众资奔流,很快聚集了主要的金融机构和市场。

2013年秋天,当方星海离开上海,奉命到北京赴中财办任职时,时任上海一位高层官员亲自设宴为其送行,并肯定了他的贡献与能力。


方星海并没有中国多数官员给人的刻板映像。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他时常会穿一件宽大的西装,而脚下可能并不是约束的黑色皮鞋,而是亮黄色的登山靴。

他会自己提一个硕大的黑色皮包出现,面对外界的询问也并不会用一些场面上的官方话术去应付。

方星海代表着如今正被委以重任的群体:那些具有国际视野和雄厚学术背景的技术官僚。

而这背后,是中国推进金融业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决心。

在赴任上海金融办之前,方星海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的职务上工作过5年,任职期间,他力推证券行业的改革开放。

这些改革包括允许国外券商兼并经营不善的证券公司,兼并后保留原公司牌照和业务范围,并给外方以控股地位。

如今,16年过去,当时的这些改革设想已成为如今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方向。

2015年秋天,方星海在中国资本市场遭遇动荡时受命履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其被信任可以在金融市场化改革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得到了力荐。但是,在此任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得不忙于应付资本市场的稳定与修复。

直到一年前,当中国与美国在双边贸易上发生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的纷争时,他终于被授命在金融开放上提供一揽子决策,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开放领域。

刚刚履新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易会满,已确认证监会2019年重点推进的工作是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这给了方星海推动大步改革的历史机会。

过去几个月,在科创板的设计、设立并推进中,他已担当了关键角色。一个承诺了多年的基于注册的上市制度,将取代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批准出售股份的繁琐程序,并承载着金融改革和支持新经济使命。

55岁的方星海早已学会在自身理想与灰色现实中找到最大程度的平衡,而勇气与谋略正给他带来好运气。
 
关键词: 中国 金融 行业
(文/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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